宋明时期新余的书院

2018年11月08日 来源: 新余新闻网 作者:胡永良

中国古代地方政府设置的学校,宋明以来一般称学宫、县学、州学、儒学。据《新喻县志》记载,新喻县的学宫“在虎瞰山上”,“西界水河门,南接青云桥,其地据山临流,左庙而右学”,可见新喻学宫位于县城最好的位置,体现了新喻县自古以来浓郁的尊学重教之风。县志还描写了学宫的规模:“直阔三十丈,横阔一百二十丈”。据此计算,新喻学宫占地面积四万平方米,合六十亩。放在宋朝,这应该算是规模宏大了。可是,朝代更迭、战事频仍,新喻学宫屡建屡废,屡废屡建。宋朝给事中李大有、尚书谢谔、尚书章颖,元朝文学家虞集,明朝侍讲张春等历次重修学宫的记文都载于县志。

在官方学校之外,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一直绵延不绝,自唐以后兴起的书院,便是这种私人讲学传统的承接。据《文献通考·学校考》载:“盖州县之学,有司奉诏旨所建也,故或作或否,不免具文。乡党之学,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,故前规后随,皆务兴起,后来所至,书院尤多。”这里指出了“州县之学”的官学与“乡党之学”的私学相互并存的局面。

宋明时期,理学兴盛。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将儒家思想义理推及广大的普通百姓与日常生活。学院的自由讲学方式和在民间大量兴起,正是理学传播之需所催生,也满足了理学在民间传播的要求。江西是宋明理学最为繁荣昌达之地,当时全国的书院大半分布在江西,白鹿洞书院列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,濂溪书院、华林书院、鹅湖书院等许多著名的书院分布在全省各地。新喻县处于江西腹地,作为“理学旧邦”,才俊辈出,开馆讲学的理学家谢谔、刘清之、黎立武、梁寅、张春被称为新余“五大开馆导师”。这一时期,新余书院的兴建赓续连绵,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石门书院、宗濂书院、蒙峰书院、竹楼书院、桂山堂、槐荫精舍、忠孝堂、友仁堂、钤冈书院、钤麓书院等等。

宋明时期新喻最为著名的书院,当属梁寅创办的石门书院。理学家梁寅大半生以教书为业,自十七岁在乡里教小学开始,至八十二岁去世,先后授业于乡里、新喻县城、豫章(南昌)、建康(南京)及自己在家乡创办的石门书院,弟子甚众。洪武十年,梁寅在家乡兴办的书舍正式建成,因书舍所在位置名石门,故取名为“石门书舍”(后来的史料又称“石门书院”)。石光霁据梁寅之长孙梁轮叙述而记载:“十年春,石门书舍成,开馆其间,弟子弥众”。

据《新喻县志》载,石门书院有两处地址,“一在蒙山,梁寅建;一在城东门外保障坊右即石门祠也。”梁寅亲手所建的石门书院在蒙山附近、梁寅的家乡,即今天下村镇千秋岭梁家村一带。但由于年代久远,书院早已损毁,具体位置已不可考。清代临江郡守管大勲有诗《石门书院》,诗曰:“先生高世士,吾道在蒙阳。白鹿千年教,青松一迳心。龙池春社远,虎瞰夜堂深。大雅久不作,真源何处寻。”不知道管太守在诗中,疑虑的是石门书院无处可寻,还是喟叹理学之脉日渐式微。而“城东门外保障坊右”的石门书院,则是后人所重建。明朝西吴先生张春在《石门书院记》中记载了石门书院新建县城一事。他说:“……乃始议书院事,得隙地于东郭门之右,官衢背、道院前为门,题曰石门书院,中为仰高之堂,后为寝室……”综合以上信息可知,“石门书院”的发展,或许可以做以下推测:最初名为石门书舍,由梁寅所建,设于蒙山之阳;后又改名为石门书院;之后书院被废,又重建于新喻城东门右,仍然叫“石门书院”,并“以旁舍先生之裔逊以奉告香火……”

在石门书院,梁寅教授了一大批学生,造就了一批贤士大夫。石光霁记载:有“渝之廖处谦、晏与贤、吴复善,吉之周从善等,皆其高弟子也。又若欧乡习尚庸、渝北吴友贞、仲济、钱源渊,同里吴云举、傅季良、孟东,清江黎崇瞻、崇望、元辉,筠州卢立魁等,皆其名家子也。”此外,明初大臣分宜黄子澄、新干练子宁以及元代著名文学家金幼孜、分宜县“理学名儒”赵杞材,章颖七世孙章喆,以及新喻县城的周慎、李持义、张世宪等,当年都曾从其学。梁寅本人也因石门书院声名远播,时人尊称其为“石门先生”,今天我们也因之将梁寅称为教育家。

在开办石门书院前,梁寅曾在新喻县讲授过另一个书院。《石门先生行状》记载,“先生于母丧未阕,不就试,开馆于宗濂书院。”这个宗濂书院,《新喻县志》上也称为“宗濂斋”,可见也是一个有家学性质的书院。宗濂书院为新喻县城西一名“医名家”周德成所建,延请梁石门先生在这里教授他的儿子学习《春秋》等经典,后来,他的儿子周慎孙子周铎果然相继登科。宗濂书院规模与存毁时间不详,但却有一幅门联至今保存在县志中,联曰:“理存太极一圈内,道在中庸两字间。”联中所说的“理”“道”“太极”“中庸”都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。书院名“宗濂”,仍出于兴建者周德成“慕濂溪之学”的意思。所谓濂溪,即北宋理学五子之一的周敦颐濂溪先生。可见,宗濂书院确实是以传播理学为其宗旨的。

在新喻,比石门书院时间更早的一座著名书院,是宋末状元、国子监司业黎立武所创办的蒙峰书院,《新喻县志》也称其为蒙山书院。

黎立武,字以常,蒙山脚下鹄山乡递步村人,号所寄翁,学者称为寄翁先生,宋恩赐状元。宋亡后,黎立武“隐居养亲,元累征不起。”黎立武曾从学于宋朝礼部尚书谢谔门下,继承了兼山先生郭忠孝的理学思想。后来,他在家乡“建蒙峰书院以淑后学”,吸引了众多学者,“四方从游者甚众,至不能容。”由于黎立武曾担任过国子监司业一职,对书院的教育管理自然很有一套。县志记载书院“礼先达以主试,延儒雅以职教,月有讲,季有课,春秋有释菜礼,四方来学,造就维多。”黎立武通过开设蒙峰书院,在元政权的野蛮统治之下延续了儒家的道学传统,在谢谔之后再次扩大了兼山之学的影响,同时又通过著述,奠定了自己兼山学派传人的学术地位。

蒙峰书院倾毁后,乡里的人仍然称这个地方为“状元讲书堂”。后来,由于“景慕者众”,又因考虑到“山学艰于跋涉”,因此“又为建书院于郡城之金凤洲,名曰凤洲书院,规置亦如之焉(摘自于《新喻县志》)。”这里讲到的“郡城”,是指当时的临江府城。世事沧桑,今天的临江已经变成了樟树市下辖的一个镇了,古镇繁华已逝,今天,估计连知道曾有过凤洲书院的人也已寥寥无几了。

在黎立武设立蒙峰书院之前,蒙山脚下曾有过另一个书院,名曰“竹楼书院”。开办这个书院的读书人,名叫文格斋,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宋末宰相、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父亲。据说,递步黎家与吉州文家世代交好,文天祥曾以“一佛出世”来高度评价黎立武,还给黎立武祖父黎元飞写过一首诗《挽迪功郎黎元飞》,盛赞黎家世业,诗曰:“楚峰天地阔,四世百年家。鹤发垂袍蘖,龙孙上榜花。诗书新雨露,松柏老烟霞。白马苍山路,斯人忽已遐。”其中“龙孙上榜花”一句,指的即是黎立武仍宋朝状元。非常遗憾的是,今天关于竹楼书院的资料少之又少,留给我们的只剩下“竹楼”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名字了。

黎立武的老师、南宋工部尚书、大理学家谢谔,也曾于家乡新喻开馆授学,其授学之所一般认为是他的桂山堂。谢谔,字昌国,新喻县城南珠珊谢家村人,绍兴二十七年进士,累迁至工部尚书、侍讲,理学兼山学派代表人物,师从兼山先生之子郭雍。据《宋史》载,谢谔“初居县南之竹坡,名其燕坐曰艮斋,人称艮斋先生。”晚年他重又回到新喻,居于桂山堂,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桂山先生。

那么,桂山堂今又在何处?据《新喻县志》的“街巷”“坊巷”条目分别记载:“东山巷在东门天符庙前,即宋谢艮斋桂山堂处”,“东山坊在县东为宋尚书谢谔立。”又据《新喻县志》之“桥梁”条目记载,“通济桥县东三里”。由此可以大致推测,谢谔讲学的桂山堂应该在今天的老通济桥以西三里的地方,也就是当年新喻县城的东门处。虽然桂山堂旧址今天已无法确切定位了,但关于谢谔与朱熹在桂山堂相聚的故事,却还在民间流传。

公元1167年,朱熹去长沙造访理学家张栻,往返经过新喻县,返回时在桂山堂与谢谔匆匆见了一面。回去后,朱熹回忆相会时的情景,写了一首六言诗寄给谢谔,诗曰:“出门如见大宾,兀坐初无聊赖。那知春夏秋冬,何与是非利害。”(《赠谢艮斋》)谢谔收到信后,也写了一首六言诗寄给朱熹,算是回应,诗曰:“笑拍长沙檀阃,来向吾乡假途。一段忙中说话,无非孔孟功夫。”(《复朱晦庵》)。公元1194年,朱熹官长沙,多次从家乡福建往返经过新喻,都在桂山堂相聚。朱熹的《跋郭长阳医书》一文无意间记录下了此种情景,他说:“绍熙甲寅夏,予赴长沙,道过新喻,谒见焕章学士谢公昌国于其家。公为留饮,语及长阳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,因出医书历书数帙……”《宋元学案》也记载说:谢谔“晚年嘗居桂山……朱子尝过之,见其破屋萧然,叹息以为不可及。”

来来往往于桂山堂的人,不仅有朱子这样的大儒,更多的是拜于艮斋先生门下的求学弟子。《宋元学案》记载,谢艮斋“弟子数百人,随材教之”。其中后来较有名的弟子有新喻欧阳朴、黎立武,丰城孟程,永新左揆,吉水曾震、曾雩、曾机等。

和谢谔一样,新喻荻斜墨庄后人刘清之,也是新喻理学史上的一座高峰。他从小跟随兄长刘靖之学习,考上进士后,“欲应博学宏词科”,后接触朱子思想,慨然改志于“义理之学”。他与朱熹、张南轩、吕祖谦、陆九渊等理学名流交游甚深,“汪应宸、李焘亦敬慕之。”《宋元学案》将他与兄长刘靖之共同作为“清江学派”的开创人。刘清之历任万安县丞、太常寺主簿、衡州知府、袁州知府。在衡州时,追随他来学习理学的人很多,开始时他“每因月讲,复置酒肴以燕然诸生,相与输情论学”,后来“来者日众”,他便构筑“临蒸精舍”让大家居住。精舍,即儒家讲学之处的古称。在这里,刘清之很注重学习的“先后本末之序”,“其所讲,先正经,次训诂间释,次疏先儒议论,次述今所?绎之所,然后各指其所宜用”,极大地传播了他的理学思想。

知衡州罢归后,刘清之回到家乡,跟随他前来学习理学的人络绎不绝于道,于是他“筑槐阴精舍以处来学者(《宋史》)。” 

刘清之所筑的槐阴精舍在《宋史》中有记载,而县志上却称“万安野馆”为其讲学之所。万安野馆,“在县东六十里即今万安铺,宋李绍兴与刘清之建为讲学所。”据考证,万安铺为新喻“县东六铺”之尾,位于与清江交界处,也就是在今天的樟树市黄土岗镇境内,与墨庄荻斜村相距不过三五里。这里也是新喻县到临江府城陆路的必经之地,刘清之将精舍建于此,当然非常可能。但万安野馆名称中用一“野”字,并不像理学家的讲学之所,它是不是就是槐阴精舍还很难说。笔者猜测一种可能是:万安铺先有“万安野馆”,后一度被刘清之改为讲学的“槐阴精舍”,所以《宋史》和《新喻县志》才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公元1167年,朱熹路过万安铺,写了两首诗《题万安野馆》和《万安遇长沙便欲附书不果》。其中《题万安野馆》一诗曰:“身似孤云去复还,投装犹记此窗间。只应烟雨苍茫外,即是当时万叠山。”这一年,刘清之才33岁,构筑槐阴精舍还是多年之后的事,朱熹到过这里却又没有提到“槐阴精舍”,似乎也印证了笔者的这一猜测。总之,槐阴精舍是刘清之在新喻的一个讲学所,这一点大概是不会错的。

至明朝,理学渐渐风靡于阳明心学。江右王学成为阳明后学的重要一支在江西传播广泛,新喻县嘉靖丁未年榜眼张春即是江右王学在新喻的代表人物。张春,字伯仁,今新余水西镇麻斜张家村人,累迁至侍讲。张春“少时从泰和欧阳文庄公游,尽得其学”。欧阳文庄即欧阳德,王阳明的亲炙弟子,与罗洪先、邹守益、聂豹、刘文敏等同为江右王学传人。后因严嵩把持国权,张春又“以阁馆讲学触忌论”遭贬,于是被“调南太仆丞”。对此,张春备受打击,对明朝政权十分失望,刚一到滁州,他便“挂冠归矣”。从此,他在老家“家居三十余年,屏迹公庭,竽牍尽绝。”

这三十年中,张春也没有闲着,他开馆讲学,致力于传播王阳明的良知之学。据《新喻县志》记载,张春“筑讲堂二,曰忠孝、友仁,日与四方贤士阐发良知玄解,闻风来者日聚。”至目前,笔者掌握的张春所办讲堂的史料不多,至于张春为什么要同时办两个讲堂,两个讲堂如何不同,笔者不得而知。张春曾以《忠孝堂》为名写过一首诗,县志中有录。诗曰:“开辟有生须有学,经营成地即成堂,不于忠教持三省,安得知行第一方。二老鹅湖倡盛会,群贤渝水续余芳。斯文脉系天伦重,相勉吾侪道日昌。”读罢此诗,不难体会到张春虽处江湖之远,却对道统孜孜以求,心中依然是一个理学家满满的天下情怀。也许,这就是张春对明朝政权绝望后依然创办讲堂“阐发良知玄解”的全部理由吧。

分宜县与新喻毗邻,理学之风也盛行。宋明时期分宜有名的书院有两座,分别是钤冈书院和钤麓书院。钤冈书院,后来也称钤阳书院。据《分宜县志》记载:“旧在县治东,宋淳熙初,县令王杭改建书院于西郊,祀宋五子,仍旧名,明崇祯末毁于兵。”明朝江西提学副使邵宝有诗《钤冈书院》云:“堂成未落奈行何,却喜年来复此过。地僻尽容徐孺榻,山深堪唱武夷歌。鸟声似领春风浅,草色应霑夜雨多。读罢新碑放舟去,钤冈云尽秀江波。”诗中所谓“山深堪唱武夷歌”,指的是钤冈书院虽地处分宜这样的深山之处,却依然不影响其传播朱熹(因武夷山人,此处武夷即指朱熹)的理学。“祀宋五子”,即书院供奉着“北宋五子”周敦颐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五大理学家。从此可见,钤冈书院是一座传播理学的书院。分宜的另一座著名书院钤麓书院,在县城袁河的南岸,为明朝严嵩所建。据《分宜县志》记载:书院“中为敕赐延恩之阁,世庙所赐名也;阁下有轩曰川峦翠秀,池上有楼曰天光云影。”时至今天,分宜这两座书院都早已毁去,就连其旧址也随着古县城一起浸没在仙女湖底下了。

除这些名气较大的书院外,新余在宋明时期,民间还有些书院的记录,散佚在各地族谱之中。如宋淳熙乙未年进士、人和乡辉江村迪功郞何遂,因不满于朝政,归隐家乡,办“讲书堂”,学者云集。明朝进士、今珠珊镇丰陂头胡思学(号拙庵),回乡后修建石桥书舍,读书讲学其中。明朝新余马洪赉塘村傅孟素在家乡“日与乡人子弟讲学”,并给他的讲学读书之所取名曰“素室”。后来,他两个儿子傅玉良、傅玉润相继考上进士,第三个儿子虽然没考上进士,但由于道德高尚受到朝廷的表彰。此外,还有云韧书院,北宋庆历年间由御史张和所建,位于今天下村镇龙湖村;柳溪书院,位于南安乡易家村,由从湖南宁乡迁居新喻的南宋状元易袚所建;北山书院,位于蒙山北面的山脚下;清源书院,建于北宋、位于分宜古县城袁河北岸清源渡口附近,等等。

理学的发展需要自由讲学的书院,自由讲学的书院又促进了理学的传播,使理学更快地走近了普通百姓,教化了大众。宋明理学兴盛于新余,在书院的兴建上或可见一斑。

[责任编辑:邓彬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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