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天工开物》名动天下

2017年08月07日 来源: 新余新闻网 作者:特约撰稿 杜青

1587年的某一日,在江西奉新宋埠一个被称为牌楼村的地方,一个孩童呱呱坠地,其时谁也没有想到,这个孩子后来将名动天下,走出一条与祖辈完全迥异的道路。

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宋应星,其曾祖父宋景自明弘治十八年中进士以来,历正德、嘉靖两朝,曾于左都御史任内以离间计分化农民起义军,擒杀首领,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、吏部尚书、诰封资政太夫。宋景之父及祖父也一并被追赠为尚书,村头于是立起了一座“三代尚书”的牌坊,牌楼村的村名由此而来。

在这样的祖德阴护之下,宋应星这个聪明的孩子自小被寄予厚望,希望他能延续祖辈的辉煌。

然而,宋应星并非宋景。

震古烁金之作

初始,宋应星倒也循规蹈矩,在祖辈那条路上踏实地走着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宋应星和哥哥同举乡试,录取的八十三人中,他以全省第三的好成绩“中举”,他的哥哥宋应升则考了个第六名,时有“二宋”的美名。

自此之后,宋应星一头扎进会试的大潮,却被腐败和投机横行的当朝潜规矩砸了个头破血流,逐渐萌生退意。

1634年是崇祯七年,五度进京会试失败的宋应星以吏部铨选“大挑二等”,出任袁州府分宜县的教谕,主持全县教育事业。

宋应星时年已四十有七,自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和其兄宋应升同举乡试位列全省第三以来,他的锐气和朝气,以及报效国家和社会的满腔青春及热血,都在近二十年的会试考试中消耗殆尽,即将从不惑奔向知天命。这个时期,宋应星的抱负开始有了本质性的转变,不再执著于“金榜题名”,而把“为生民立命”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。也不再执著于做一个虚妄的读书人,以文章“丐大业”。他开始谋求“经世致用”,关注时下反映时代发展最前沿的技术和经验,这便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《天工开物》。

《天工开物》这部震古烁金的不朽之作,被称为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,是中国科技史上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作品,全书分为《乃粒》(谷物)、《乃服》(纺织)、《彰施》(染色)、《粹精》(谷物加工)、《作咸》(制盐)、《甘嗜》(食糖)、《膏液》(食油)、《陶埏》(陶瓷)、《冶铸》、《舟车》、《锤锻》、《播石》(煤石烧制)、《杀青》(造纸)、《五金》、《佳兵》(兵器)、《丹青》(矿物颜料)、《曲蘖》(酒曲)和《珠玉》凡18卷。其介绍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各项技术,尤以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等技术的记载和整理,几开历史之先河。自1637年(崇祯十年)由宋应星好友涂伯聚于新余初刻以来,各种版本先后流入法国、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德国等国家,获独一无二之盛誉,其传入欧洲,直接引发了欧洲农业革命。法国的儒莲把此书称为“技术百科全书”,英国的达尔文更称之为“权威著作”。

得天独厚之壤

后来在谈到《天工开物》成书背景时,很多学者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:其一,宋应星五度会试,沿途所看到的明朝末年先进的工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作坊及场景;其二,明朝末年中国大量的资本主义萌芽实例的佐证等。其三,即为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和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之影响,令宋应星这些先觉先知的知识分子,也开始跃跃欲试。然而很多学者忽视的是,宋应星成书时所在地的特定环境——即新余周边的生产和生活状况。

众所周知,《天工开物》“贵五谷而贱金玉”,从广袤的自然界开发利用资源,是作者的基本思路,是以,农业应为第一位。农作物的种植、收割、加工等一系列的操作程序,盐、糖、烟、酒、衣等日常用品的制作,为作者首要作成的重要课题。我们在查阅《天工开物》一书时发现,全书记载的农业和手工业等技术,很多可以在新余及其周边的传统沿袭中得到印证。除农业外,新余独有的炼铁(明朝时新余即有大型铁矿冶炼场)以及新余周边蒙山一带的炼银(坐落于新余上高交界处的蒙山银矿横跨三个朝代,至今有亚洲第一冶炼场遗址),新余、上高、万载一带的夏布(时皆被称为夏布之乡,产品广销海内外)等手工业或工业的制作程序,都可以在《天工开物》中找到踪迹,这一得天独厚的土壤,使得宋应星有了一展抱负的平台,这是《天工开物》得以横空出世的基础性条件。  

拳拳赤子之心

崇祯十年(1637年),一份邸报自北京传入新余,时宋应星于分宜教喻任上已有三年。天下摇摇欲坠,空有报国之志的宋应星却苦于身份卑微,一腔见解难以上达天听,乃作《野议》。所谓野议,顾名思义,村野山姑之议,权作消遣之言。所谓野议,为世运议、进身议、民财议、士气议、屯田议、催科议、军饷议、练兵议、学政议、盐政议、风俗议、乱萌议,凡十二篇。从宏观到微观,从政治到军事乃至财政经济等项,皆吐了个快。从内容本身来看,实不世奇才之作。但这野议十二条,毕竟皆无实施的可能。1638年,崇祯十一年的时候,宋应星告别被朝廷首度启用的教谕职,离开了分宜。在福建汀州正八品的推官(官名)任上,宋应星镇压了一次以海贼为主的农民起义,算是开始初步践行他的野议十二条。然而现实还是比较残酷的,宋应星虽然政绩卓著,其声望足以令汀州百姓塑像奉祀,但明王朝这个风雨飘摇的大船已回天无力。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宋应星竟在孤寂中辞职会友,专以游山玩水为乐事。其中一名叫李匡山的挚友,却是厌世的道士。由此看来,宋应星多少有点看破红尘的心思。但宋应星毕竟没有入道,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在外飘荡了一年的宋应星于安徽毫州任正五品知州。此时,已经是明王朝的回光返照,因战祸连连,知府连办公的地方都找不到,宋应星的报国之梦自然彻底破灭。崇祯十六年,辞职回家的宋应星以个人之力,招募死士镇压了红巾军李肃十等人的起义,算是最后一次证明他的野议十二条了。

两年后,明亡,宋应星从此不再仕途,大抵“以文学著述自娱”。当年和他同榜中举的长兄宋应升,则以正四品任上服毒自杀。

宋氏的拳拳赤子之心必然影响到他的作品,清王朝以“华夷之辩”为理由封杀该书数百年,认为其有“反满”思想下令销毁……然而,它最终顽强生存下来,并于海内外产生了深远之影响。

勿庸置疑,《天工开物》的作成,为明末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,一个伟大的时代诞生的必然选择,而宋应星,他担负了时代的重任,成为技术变革中的弄潮儿。

谈天论气之法

宋应星熟读诸子百家,推崇张载的关学,接受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。他在《论气》中定义“气”为物质,是组成万物的本源,他提出了物质不灭的朴素思想,认为天是无意志的、自然的天。《天工开物》的书名中,天指的是自然界,工指的是人力,开是改造开发的意思,而物则为物质财富等。其书名取自《易·系辞》中“天工人其代之”及“开物成务”,更以“巧夺天工”和“开物成务”两古成语合并而成。前者谓,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,可以生产出胜过天然形成的精美物品;后则说,掌握事物规律,乃能成事。 

宋应星的哲学思想因此奠定了他“贵五谷而贱金玉”的处世方略。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,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,提出“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”的哲学命题,修正了张载提出的“日月之形,万古不变”之说,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的形而上学观点。更认为日食、月食是自然现象,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批判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、人君昏暗的象征。在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“日有食之”时他写道:“然王者修德行政,用贤去奸,能使阳盛,足以胜阴……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,而月常避日……所以当食而不食也。”

他的哲学观自然更坚定了他作成《天工开物》的决心。他不仅把“天”作为一种可以开发和研究的对象,也对困惑他数十年的“经学入仕”提出了挑战,他把力行千载以来的“科举考试”这种对社会生产毫无作用的儒家“经学”,列入了和自然科学对等的一个研究对象范畴,该是一种何等的气概。更于《天工开物》自序中称:“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”,这是一种显然的蔑视。

[责任编辑:邓彬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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